| 發布日期： 2010-12-14 | 小 | 中 | 大 | 【關閉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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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番言論,新醫改方案制定過程中被歸為“市場派”的顧昕卻提出異議。“新醫改方案從來沒有否認市場機制的作用,市場和公益也從來不是對立的。整個新醫改就是要通過合理的市場化道路實現走向公益性的努力。”顧昕說:“概括起來就是,政府主導醫保、醫保購買服務、醫療服務走向競爭。” 而在杜樂勛看來,此次《意見》出臺,恰恰凸顯了政府的作用。“要想恰當發揮市場作用,離不開政府主導,‘推一把,拉一把’,國企改革如此,醫療改革也將如此。”他說,“政府之前的態度不夠明朗。” “鯰魚”能否入場? “決策層絕不只是為多建幾家醫院,一定是希望借助民營醫院、外資醫院的放開撬動整個醫療體系。”盤仲瑩對本刊記者表示。在本刊記者采訪中,期待通過民營醫院和外資醫院產生“鯰魚效應”,也是大多數受訪者的共同期許。 與醫療密切相關的醫藥界人士也不例外。“‘看病貴\’曾被指責為藥企的唯利是圖,現被普遍歸結于‘藥價虛高\’。我們認為,根本問題在于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和補償機制不到位。公立醫院改革引入競爭機制,有益于打破傳統思維和固化模式,增強改革的緊迫感。”中國化學[6.04 6.90%]制藥工業協會秘書長周燕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稱。 問題是,“鯰魚”入場的條件已經具備了嗎? 事實上,僅從數量上來看,當前各類非公辦醫療機構已占所有醫療機構的四分之一。張宗久不久前給出的數字顯示,目前全國醫院共約1.9萬家,其中約1.4萬家為公立醫院,而各級政府舉辦的公立醫院約9700家。 只是,這些非公辦醫療機構大多規模小、技術實力薄弱,良莠不齊。“公立醫院舉足輕重,優質醫療資源仍然集中在公立醫院。”張宗久稱。 能夠充當“鯰魚”的非公辦醫療機構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既與大型綜合醫療機構投資額巨大以及政策不明朗有關,也與準入門檻過高、一系列歧視性待遇的存在有關。 此次“意見”直指這些痼疾,要求在稅收、醫保、用人環境、設備購置、土地政策等多方面,給予非公辦醫療機構平等待遇。比如,要求符合條件的非公立醫療機構可納入醫保定點范圍,執行與公立醫療機構相同的報銷政策;醫生從公立醫院到民辦醫院工作不改變職稱等。 但當前,相比一些小型本土投資者的躍躍欲試,境外大型資本的態度則頗為謹慎。英國駐華大使館貿易投資主管官員趙熙對本刊記者表示,“一些外資醫院管理公司、醫院建筑公司、商業健康保險公司早就注意中國醫療服務市場,但真正進入總是會滯后一些。”趙熙認為,外資進入可能會從“間接投資”開始,“比如和三甲醫院合作,在二類城市參與收購企業醫院等。”相關人士認為,非公醫療機構要想和公立醫療機構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仍有結構性的問題難以破除。 南京明基醫院執行長江明洲對本刊記者表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吸引人才。”2008年成立的南京明基醫院,由臺灣明基集團持股70%,南京市國資委持股30%,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外資醫院之一。 江明洲認為,在公立醫院仍屬事業單位的體制下,現行檔案制度、退休制度、職稱評定等制度都令優秀的醫療人才難以流向非公辦醫療機構。 對此,高解春提出了一個過渡方案。“應允許公立醫院以技術和無形資產入股參與到股份制醫院的建立之中,只有經過這樣一個過渡階段,大概5年到10年后,才能形成各種醫療機構健康成長、百花齊放的局面。” 這個方案其實已有先例。但這引發了另一種擔憂:“公立醫院的技術壟斷和資本結合,會否造成更大壟斷?” 另一個結構性問題,在中國醫療保險研究會副會長熊先軍看來,是現行價格體系。“當前醫療服務收費過低,藥品收入是公立醫院收入的主要來源;在這個價格制度下,非公辦醫療機構也不得不走‘以藥養醫\’的路,開大處方、做大檢查。當前很多民營醫院聲譽不佳與此有關。”熊先軍說,“這樣一來,撼動公立醫院的壟斷地位從何談起?” “管辦不分”則被認為是實現公平管理的最大障礙。以醫務人員職稱評定為例,熊先軍指出,當前職稱實際上仍由衛生行政部門分配,而現在衛生行政部門仍是公立醫院的舉辦方,在名額有限的情況下,會有多少分配給非公辦醫療機構呢? “一放就亂”魔咒 “一放就亂、一收就死”曾被認為是國企改制中難突破的魔咒。對醫療體制改革,這個魔咒可能同樣奏效。 “近期的‘超女\’整容致死事件,又一次暴露了民營醫院的問題;在民營醫療機構已經造成的負面印象,和如何充分利用民營資本之間,主管部門必須尋找平衡。”中外合資醫院“國際SOS中國”政府事務總監和靜彬對本刊記者說。 “在缺乏慈善文化的前提下,不能指望依靠民營資本來滿足‘井噴\’的醫療需求。”云南省第三人民醫院院長楊湛曾提出上述觀點。他認為,“美國或者其他真正民主、法治的國家,投資者一旦對非營利性機構進行投入,資產將和投資者毫無關系,將變成社會資產進行管理。而現在許多民營醫院則是‘掛羊頭賣狗肉\’,掛著非營利性的牌子,卻從各方面攫取利潤。” 盡管遭到了多位醫院院長和專家的反對,但這一觀點并非毫無根據。 本次《意見》“鼓勵社會資本舉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支持舉辦營利性醫療機構”。 而在以往多年的實踐中,因非營利性醫院在稅收、醫保、土地等多方面的優惠政策,諸多投資者傾向于注冊為非營利性機構,但同時對非營利性機構“無法分紅”感到不滿。 在本刊記者采訪中,多位投資機構分析師表示,“因當前的意見并未對投入非營利醫院后的退出機制作出規定,很多投資者可能因此選擇觀望。” 而在顧昕看來,“非營利性機構本來就不應有退出機制。”他指出,“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都是典型的非營利性機構,但是這些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你聽說過他們退出嗎?” “關鍵是要明晰游戲規則,并且嚴格監管,讓大家對于非營利性醫院和營利性醫院作出選擇。”顧昕說。 在上世紀70年代的臺灣,一批非公辦醫療機構興起,充當“鯰魚”,打破了當時公立醫院一統天下的局面,改寫了臺灣醫療的歷史。但當時臺灣的環境與當前大陸的環境有諸多不同。除了前述醫院人事管理制度的差別,臺灣當時已經成熟的“財團法人”制度也為非公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良性發展奠定了基礎。但大陸的現實是,當前對于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的管理仍有待完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