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 2008-08-18 | 小 | 中 | 大 | 【關閉窗口】 |
|
通過文獻綜述，該研究估算出抗菌藥耐藥性每年給美國帶來的經濟負擔為300億～350億美元。此外，他們根據麻省2000～2006年醫院住院病人的數據，發現抗菌藥耐藥性的住院病例增長了1.8倍，病人的年齡趨向年輕化。根據測算，抗菌藥耐藥性造成的麻省住院費用在2006年達到一億多美元（麻省總人口約6百萬），而且住院費用僅是抗菌藥耐藥性經濟負擔的一個部分。 “這是一個非常耗時間的研究。”據蔡江南介紹，通過芝加哥一所醫院和會計部門，對抗菌藥耐藥性的住院病例進行詳細的成本核算和通過網上對抗菌藥耐藥性的病人進行個案調查，獲得醫療費用的數據的完整結果還沒有出來，但是總的結論是，抗菌藥耐藥性的嚴重性在增加，造成的經濟負擔不僅巨大，并且也在增長。 群龍無首 欲勝也難 抗生素對抗戰中，前有伏兵、后有追兵不說，肉搏戰的時候，才發現手里還沒武器。“做一件有價值的事情為何如此艱難？”對抗生素濫用無比憂慮、也想奉獻一己之力的專家們幾乎發出同樣的感慨，一個心照不宣的事實是：這是一場缺少統帥的戰爭。 2002年前后，WHO在國際范圍內的調查就顯示出，住院患者抗菌藥物使用約30%，而我國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占80%～90%，其中使用廣譜抗生素或聯合使用兩種以上抗生素的占58%，就連門診感冒患者都有75%應用抗生素，從而得出中國是世界上濫用抗生素嚴重的國家之一的結論。 然而，時至今日，中國人卻幾乎生活在一個無處不有抗生素、無處不有耐藥菌的環境中，情況不僅沒有改觀，而且還在惡化。“潔身自好也不能保證自己不成為抗生素濫用的受害者。動物濫用抗生素加重細菌耐藥的發生與傳播正在成為抗生素濫用的又一個嚴重威脅，單有衛生部門的控制舉措已經遠遠不夠。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有通過國家層面，發動涉及抗生素的各個部門一起行動，才有可能出現轉機。”肖永紅對更高層面的統一組織寄予了期望。 從抗生素的審批到使用，涉及的是當前的大衛生部和農業部兩大部門。而在與抗生素抗戰的這片戰場上，醫療界斗士們還希望能看到更高一級的統帥能站出來指揮這場戰斗，把衛生部和農業部組成統一戰線，有權威、有步驟、有實力地轉敗為勝。 面對抗生素耐藥性這一全球性難題，越來越多的國家直接采取立法手段禁用抗生素。歐盟委員會自1997年7月1日起禁止了桿菌肽鋅、螺旋霉素、弗吉尼亞霉素和泰樂菌素磷等4種抗生素在歐盟范圍內應用于家畜、家禽飼養。在英國，醫生將不得給患有輕微的耳道感染、咽喉痛、扁桃體發炎、感冒、咳嗽等的病人開具抗生素類藥品處方，取而代之的是建議患者回家休息或服用止痛片。 與細菌打了幾十年的交道的肖永紅，對國內外的細菌分布及耐藥情況如數家珍。他很羨慕北歐國家的細菌耐藥率居然只有5%～10%，對那些國家的細菌耐藥控制辦法更是言必提及：“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凡是從國外回去的北歐患者都要經過兩個星期的隔離，等到確定體內沒有耐藥菌后才能自由。” 除了國家立法層面上的重視，對藥品審批、醫療臨床和農業養殖也要建立真正的長效機制上以扭轉利益驅動的局面。“醫院的補償機制不到位，恐怕醫院對藥品的依賴不容易改變。”一位醫院院長坦誠地說，“醫院的門診輸液大廳都越來越寬敞，還裝上了電視，擺上躺椅，放上飲水機，就能說明一切。” 醫院對藥品收入重視非常，但對藥敏檢測卻重視不夠。據上海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藥劑科主任劉皋林介紹，即使在上海這種經濟水平比較發達的城市，其醫院在藥敏檢測方面都是大大低于國際水平的，造成這種現狀的最大原因是沒有足夠的資金用于檢測設施的配置，使得醫院檢驗科室的軟硬件設施跟不上藥敏檢測所需的條件。 “抗菌藥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公共產品’，其耐藥性就像一種傳染病。如果不解決，既影響自己也影響他人，甚至影響其他的地區和國家。”蔡江南說，“抗菌藥的管理和妥善使用，其意義也超出了醫療衛生的范疇。因此，需要政府的參與和投入，才能提供充分的公共產品。僅僅依靠市場，是無法提供足夠的經濟動力的。” 業內普遍對中國科技協會這項首次覆蓋全國范圍內各個領域的抗生素使用現狀的調查寄予厚望。“他們一致認為應該出一個大報告，對‘國家應該加強這方面的控制與研究力度’等進行呼吁。”王春發說。目前，該協會正在組織專家對報告中的具體數據進行最后的分析，相關結論估計于今年9月出爐。屆時，此份報告將上報至國家高層領導。 鏈接： 審批本無度 農業再助瀾 醫療臨床并非抗生素濫用失守的唯一罪魁。“在我國，多領域、多環節涉及抗生素，但在各個領域還沒有引起共同的重視。”我國著名醫院藥事管理專家吳永佩一言以蔽之。 最早的抗生素是1940年應用于臨床的青霉素。二戰期間，青霉素使傷兵因傷口感染而導致的死亡大大降低，成為非常稀貴的藥品。此后幾十年里，我國抗生素大軍不斷壯大，發展到今天種類已達幾千種，常用于臨床的也有幾十種。 “如此多的抗生素在臨床上造成供大于求的局面，激烈的競爭最終成為抗生素濫用和不合理使用的最大‘推手’！”吳永佩說，如果要從源頭來追究抗生素濫用的責任到底在誰，藥品審批的主管部門可能難辭其咎。 同樣，肖永紅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官方網站查詢發現，近年來在該局通過審批的抗生素批文大概有3萬多個，除去目前市面上流通的6000多種不同商品名的抗生素，還有五分之四的抗生素沒有在市面上流通。最令他震撼的是，某一種化學成分的藥物居然有800多個批文。而在美國，市面上流通的抗生素僅有十幾種。 這就好比敵人的千軍萬馬正埋伏在抗生素阻擊戰的戰場以外，當我們應付幾十種抗生素已經力不從心的時候，一旦這些伏兵奮起，不知是否還有回天的可能。此時，農業濫用抗生素的“追兵”也大軍壓境，挾勢而來。 “動物也使用抗菌藥，而且使用種類幾乎囊括了人類使用的全部抗菌藥，是細菌耐藥性擴散的另一個罪魁禍首。”掛靠在上海華山醫院的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長王明貴在接受《中國醫院院長》采訪時說。據美國伊利諾伊大學的科學家發現，土壤和農田地下水中的細菌從來自豬的腸道菌那里獲得了耐受四環素的耐藥基因。如果人飲用這樣的水，毒性很強的耐藥細菌也會傳播給人。 在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中，肖永紅也發現我國養殖業中的抗生素使用量極其驚人：養殖業每年消耗抗生素竟達10萬余噸，占抗生素生產總量的一半。2005年，獸用抗生素共89種，不僅與人藥存在重疊，而且部分獸用抗生素屬于WHO規定的限人用重要抗生素。“動物濫用抗生素加重細菌耐藥的發生與傳播”也已成為業內專家的共識：食用動物成為龐大的耐藥基因儲藏庫，多種方式傳播給消費者，成為人類健康的嚴重威脅。 面對抗生素強大的兵力火力，我國薄弱的細菌耐藥防線終將難堪重負。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