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 2011-11-03 | 小 | 中 | 大 | 【關閉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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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小勤,衛生政策專家、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法學教授 針對個人的反賄賂措施不能根治醫生吃回扣 訪衛生政策專家、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法學教授卓小勤 醫療器械和醫用耗材的暴利問題正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據《現代快報》10月25日報道,牙科診所中一顆售價2500元的純鈦烤瓷牙,出廠價只需160元。 早在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就有提案,揭露醫療器械市場的黑幕:一個國產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一個進口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9倍的心臟支架暴利已經超過了販毒。” 前不久衛生部傳出消息,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將高值醫用耗材納入集中招標采購的相關事宜。但時至今日,措施仍然遲遲沒有出臺。有評論稱,改革涉及太多的利益調整,要真正推動阻力重重。 “凡是招標中標的產品,基本都死定了。招標的藥品、醫療器械、耗材,都在醫院里推不出去。”近日,曾多次參與衛生部法規起草工作的衛生政策專家、北京中醫藥大學衛生法學教授卓小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言,“這是一個太復雜、太沉重的話題。” 一個頂尖的骨科醫生一年可以拿到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回扣 記者:您為什么說中標產品基本都“死定了”? 卓小勤:用集中招標采購的辦法,把采購權控制在政府手里,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醫院“以藥養醫”。但是,最終的處方權、使用哪款醫療器械的決定權還是在醫生手里。因為醫患雙方在專業知識占有上存在差異,患者往往很被動,經常是醫生說什么就是什么。 我在廣州打過一場官司,原告的老伴要做心臟支架,并在手術前與醫生說好放3個。那個支架是記憶合金,很昂貴。手術過程中,醫生突然出來問家屬:“有錢嗎?還需要放。”那種情況下,家屬只好說:“救人要緊,你看著放吧。”結果最后放了17個支架!到底有必要放那么多嗎?只有醫生知道。 所以,醫患關系是一種主動和被動的關系。臨床中,醫生完全可以向患者介紹非采購招標的產品,并以“患者需要”為由要求購買這類產品。這樣一來,采購招標必然會遇到很大阻力。因為使用集中采購招標的藥品,醫生拿不到回扣,沒有動力去推。這是導致集中采購招標屢屢落空的重要因素。 記者:醫療器械價格虛高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樣的利益鏈? 卓小勤:這個利益鏈的頭兩個環節,就是醫院和生產企業。企業定價越高,醫生為了獲得更多利益,就越愿意推薦這個產品。產品賣得好,醫院和企業都得利。很快大家蜂擁而上都來生產這個產品,這就使得負責產品流通的銷售企業如雨后春筍越來越多,作用越來越強,這是第三個環節。第四個環節是媒體和廣告商。第五個環節就是一些腐敗官員。只有新產品才可以重新定價,所以為了定個高價,企業就不斷申報新產品。這些都需要政府審批。再往后,就是醫生,通過回扣來獲取經濟利益。整個利益鏈的每個環節都會在醫療器械或藥品的高價中分一杯羹。唯一的受害者就是患者。 記者:利益鏈產生的根源是什么? 卓小勤:這都是“以藥養醫”政策的后果。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醫療資源不足,國家就給了“以藥養醫”的政策,即在藥品、醫療器械采購價基礎上加價25%,作為醫院維持發展的經費。這直接造成一系列連鎖反應: 第一,市場得到信號,定價越高越好銷。這是導致醫療器械價格和很多藥價虛高的最直接原因。第二,大家發現做藥、做醫療器械賺錢,于是縣縣建制藥廠、醫療器械廠,而且都是小型的,低水平重復。這些企業要生存,就采取一些非常規手段虛高定價、給回扣。 這就造成整個產業結構的混亂。比如醫藥代表的本職是介紹新藥品和器械,讓醫生能盡快掌握其用法。但如今醫藥代表的主要職能成了“做回扣”。前不久,一個業內的朋友跟我說,一個頂尖的骨科醫生一年可以拿到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回扣。 針對個人的反賄賂措施不能根治醫生吃回扣 記者:對于醫生拿回扣,有關部門已經加大了監管力度。刑法把受賄罪主體擴大到醫務人員。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 卓小勤:在一次全是醫生的聚會中,我問大家怎么看“拿回扣”以及“檢察機關反賄賂”。大家說“很緊張”,但都覺得“法不責眾”。還有人說自己主動退了回扣,有的說退了3萬元,有的說退了5萬元。他們就罵那個退5萬元的:“你退那么多,別人會說我沒退干凈。” 我又問他們:“現在不敢了吧?” 他們說:“現在不怕了,有檢察官的老婆都去做藥了。” 所以,直接針對醫生個人的反賄賂措施治標不治本,不能根治醫生吃回扣。 但說句老實話,沒有哪個醫生愿意違法。我曾在一個國內著名的醫學院教了一個學期的衛生法學實驗課。這些學生提問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拿回扣、收紅包犯不犯法上。這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他們即將走進這個行業,已經知道這個行業的潛規則了,也要抉擇。 記者:有人說,患者普遍有買貴不買賤的心理,這對醫療器械的暴利也起到助推作用。您怎么看? 卓小勤:病人是被動的,關鍵是醫生怎么引導和教育病人。以輸液治療為例,很多中國老百姓覺得,生病只有輸液才能解決問題,而西方老百姓都有一個觀念:能口服的絕對不注射,能肌肉注射的絕對不做靜脈輸液。這兩種觀念基本上都是醫生灌輸的。 一些國內的醫生之所以灌輸這種觀念,也有個人利益在里面。一名鄉村醫生曾說,輸液的好處非常大如果給病人口服藥,只掙一次的錢;如果讓他注射,可以讓病人反復來診所,還可以收注射費;如果給他輸液,能收更多錢,包括一次性輸液器、穿刺的費用,輸液過程中還可以加很多抗生素。這個就是利益驅動。 待遇問題不解決就沒法根本杜絕醫生吃回扣 記者:您認為我們應如何解決醫療器械的暴利問題? 卓小勤:調整產業結構,砍掉那些低水平重復的企業。如果全國幾千家制藥企業最后只剩下30家,那么每家企業的生產成本會大大降低,違法成本也會大大提高。此外,政府監管也能真正集中,落到實處。如今,廠家多如牛毛,對監管部門來說確實也管不過來。而且,為了遏制政府亂收費,法律又規定市場抽查檢驗不得收費,監管部門沒有監管動力。于是,廠家覺得反正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被查到,都想“渾水摸魚”。 記者:還有人提出,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醫藥分家”? 卓小勤:但醫藥一分家,醫院的經濟來源就斷了。有統計顯示,醫院收入來源的70%~80%是來自于藥品和醫療器械的加價。你把這個利益切斷,而政府又不增加投入,那醫院就得倒閉,病人就更沒地方看病了。當然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提高醫療收費,但怕的是藥費沒降下去,醫療收費又提高了,病人更受不了。 我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已經形成了以公立醫院為主導的醫療體制。但要讓全部醫院都由國家背,不太現實,我們還得走市場化的路子。我認為,公立醫院應該減少到一定數量,民營醫院應由市場去調節。 我們一直有一個重要的矛盾沒解決,就是醫務人員的待遇問題。如今,我們缺少一個讓醫生獲得合理收入的正常渠道,這使得他們必然采取其他方式獲得收入。現在一些名醫的價值與其合法收入完全不匹配。待遇問題不解決,就沒法根本杜絕醫生吃回扣。 記者:支持醫生多點執業,是不是體現醫生價值的一個辦法?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73.5%的人支持醫生院外行醫合法化。 卓小勤:中國醫院和美國醫院有一個重要區別,美國有名的醫生基本都是個體戶,自己當老板經營醫院。而中國的專家基本都集中在公立醫院,因為只有公立醫院才有高科技設備,專家如果離開這些設備條件,什么都做不了。 美國醫生也依賴設備,但美國的醫療資源布局相對合理。美國有社區臨檢中心、社區影像中心,還有社區手術中心等。美國醫生如果個體開業,可以利用社區的設備給患者做生化、CT、核磁等檢查,不需要自己購買設備,甚至做手術也可以租用社區的手術室。病人如果需要住院,還可以租用病房。這樣一種醫療資源布局使醫生可以走出去,通過自己的技術和勞動獲得合理收入,當然不屑于去拿回扣。 政府應努力為醫生創造個體開業的環境。這樣一來,公立醫院的專家如果拿不到合理收入,自然會考慮個體開業。這也能促使公立醫院的工資結構跟著市場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