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 2012-05-30 | 小 | 中 | 大 | 【關閉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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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科病?社會病? 在“以藥養醫”制度下,兒科醫生收入偏低。一個“小毛頭”用一支先鋒六號可以打3天,但如果是成人,一次就可以打6支。 兒科是醫患關系的“重災區”。一個孩子生病,最夸張時有6個人同時在醫院里陪伴,很容易產生矛盾。 我國每千名兒童的兒科醫生數約為0.26,這意味著,每個兒科醫生要照顧近4000名兒童,而在德國和美國,這一數字分別是300和400。 由于長期的醫生短缺,兒科“病”了。這一次重新揭開傷疤的,是一份只有44個字連帶兩個嘆號的告示。 “不管你是發燒、拉肚子、咳嗽或者是手足口病,都要等6到8個小時!如果你能等,就掛號,不能等請去其他醫院!” 5月19日上午,一張寫有如上內容的紙片貼在深圳兒童醫院4號掛號窗口的玻璃上,并被患兒家屬拍下來,上傳到微博上。這家深圳市唯一的兒童醫院在“八毛門”事件過后,又陷入新一輪輿論風波。 一家媒體根據醫院當天的監控錄像,還原了那個早晨發生的事情:掛號臺一名小伙子和一個排隊的患者之間發生爭吵,而且“被罵了”,10分鐘后,他在一張紙片上寫了幾行字,貼在窗口上。 這份被稱為“霸氣逐客令”的手寫告示只有短短7行,卻激活了人們沉積多年、對各自所在城市的兒童醫院不太美好的回憶。一位網友寫道:“只要你去過兒童醫院,真的就會理解這個‘逐客令’了,漫長的等待、人山人海、充斥著小孩子屎尿味、根本不流通的空氣……” 但在深圳兒童醫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生看來,那份告示的語氣雖然冷淡,講的卻是事實。據媒體報道,進入5月以來,這家醫院日均接收患者4900人次,超過就診容量的一倍。 供需矛盾緊張的,不僅是深圳一地。中國醫師協會兒科醫師分會在2008年發布的數據顯示,我國每千名兒童的兒科醫生數約為0.26,這意味著,每個兒科醫生要照顧近4000名兒童,而在德國和美國,這一數字分別是300和400。 當家長們在醫院的走廊中,釋放著等待的怒氣時,他們并不清楚,自己的對手并不是醫生,而是一場死死拖住兒科的“慢性病”。 醫生從醫院大門接踵而出,患兒卻在不斷地涌進醫院大門 當深圳兒童醫院陷入輿論風波時,首都兒科研究所(以下簡稱“兒研所”)所長羅毅正在考慮啟動第三輪招聘,因為3個月過去了,距離50名兒科醫生的人才儲備計劃,還有空缺。 北京僅有的兩所兒童醫院承載了全市近一半的兒科門診量。兒研所就是其中之一,每天接待近6000人次的門診量。按照兒研所4月份的統計數據,每天上午就診的病人接近3000人。如果要滿足這些患者的需求,到底需要多少醫生同時出診? 羅毅舉了個例子,假設有75名醫生同時出診,接納這3000病人,這些醫生必須一刻不能停歇,每位醫生才能在上午的4個小時內看完40個門診病人。 在這種情況下,假設掛上號的小患者排在第36位,這意味著他要在走廊里等3.5小時才能看上病,但在兒科醫生短缺的情況下,即使看上病,他也只有6分鐘的時間。 如果滿足患者家屬的要求,每個人和醫生相處的時間再“奢侈”地增加4分鐘,這意味著36號小朋友想要看上病,只能等到下午。 每一天,“36號”的抱怨就這樣在醫院里重復著。有人曾不解地問羅毅:“怎么不多派點醫生同時出診?”但據羅毅介紹,兒研所現有醫生256人,而其中一些醫生還要負責住院病房醫療、值班、科研、教學等工作,不可能全部用于門診。 為緩解供需矛盾,兒研所從今年開始增加了招聘名額。然而在2月份第一輪招聘中,只招到20人。第二輪招聘,符合面試條件的有31人,而真正面試時只來了26人——即使他們全部通過,也沒有完成50人的招聘計劃。 “面對患兒就醫需求,目前兒科醫生的數量遠遠不夠。”羅毅說,“兒科醫生不是當前大多數醫學院畢業生的首選志愿,主要有三個原因:工作量大、工作風險大、收入低。” 通常來說,公立醫院的收入結構主要包括政府撥款、醫院所提供的服務價格以及藥品收入三部分。但在羅毅的觀察中,在政府投入不足、服務價格相對低廉的情況 下,藥品收入成為醫院收入的主要來源,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以藥養醫”。然而,兒童醫院、兒科診室在這方面卻存在著天然劣勢。 “兒科的用藥量按公斤體重來計算。一個‘小毛頭’用一支先鋒六號可以打3天,上、下午各注射一次,但如果是成人,一次就可以打6支。”上海醫學博士楊文(化名)說。 “醫院都是按收入減去成本,算科室的營利,然后再按一定比例給醫生發獎金。兒科永遠落后于任何成人科室。同等資歷比,我們比拍X光照片的收入都要低。”楊文說。 看清這一點后,這個喜歡兒科的年輕人在36歲時從上海某三甲醫院辭職,轉行去賣保險。選擇離開的并不只有她一人。這些年來,她所在的科室幾乎換了一圈人,有人轉了科室,有人轉行,去做醫藥代表。 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副院長鄭珊曾說,幾乎每個月都要討論兒科醫生提出的辭職申請,其他科室不可能有這么高的流失率。 醫生從醫院大門接踵而出,患兒卻在不斷地涌進醫院大門。按照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在2007年的推斷,新中國成立后第四次人口出生小高峰已經到來。 “這是一個悖論。現在全國各個家庭都非常重視孩子,但實際的醫療狀況,卻不一定是這樣。”楊文說。 以前是分數好的人才能考進兒科系,現在是沒地方去了,那就做做兒科醫生吧 在59歲的洪建國印象中,兒科醫生也有風光的時候。 這位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的兒科主任還記得,上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兒科系的錄取分數比普通醫療系還高,而且兒科系要念6年,比醫療系還多1年。 “以前是分數好的人才能考進兒科系,現在是沒地方去了,又要在上海找個做醫生的工作,那就做做兒科醫生吧。”他有些無奈。 洪建國所在的醫院前身是上海第二醫科大學,曾是最早開設兒科醫學專業的四所院校之一。然而在1999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的調整中,兒科系被取消了。據統計,此后十余年,全國兒科醫生的數量只增加了5000人。 “如果有這個系,學生報考的時候就考慮到自己的職業發展,以后做兒科醫生的可能性就大多了,而且職業的忠誠度也會比較高。但現在普通醫學系出來的學生,最不愿意干的就是兒科。研究生很少人選報兒科,很多念兒科的都是調劑過來的。”洪建國說。 今年,來實習的40多個學生中有兩個立志做兒科醫生,這在洪建國的科室里都成了新聞。 被甩下的,不僅僅是高校里的兒科系,還有綜合醫院里的兒科。 有媒體觀察,2000年后,綜合性醫院兒科萎縮的趨勢非常明顯,有的醫院縮減兒科病床,有的則干脆撤銷了兒科。因為醫院的運轉主要靠自身創收,而兒科經濟效益差,運轉成本卻并不比成人科室低,若總是需要醫院“照顧”甚至“貼錢”,很可能被綜合性醫院“舍棄”。 根據北京市衛生局2010年的統計,當年83所二級以上綜合醫院中,開設兒科門診及病房的僅38所,不足綜合醫院數量的一半。就診壓力幾乎全部轉移到兒童醫院身上。 “在綜合醫院里,兒科成了雞肋。三甲醫院沒有兒科不行,成不了三甲醫院,但兒科地位又不高,好像被人看不起一樣。最顯著的體現就是獎金分配方面,每次分獎金的時候我們主任都要去爭取,吵啊、搞啊。”上海一家三甲醫院的醫生說,進兒科的很多人是由醫院強行分配來的。 不僅如此,醫患關系在兒科顯得更加緊張。洪建國說,一個孩子生病,最夸張的時候有6個人同時在醫院里陪伴。每個人想法不一樣,很容易產生矛盾。有時,孩子要打靜脈針,因為胳膊細,護士扎了兩針沒扎進去,家長的手就揚起來了。 “在美國,兒科醫生的收入也比較低,但社會地位比成人科還要高。”洪建國說。他還記得一次去美國領事館申請簽證,簽證官故意刁難。“你這樣設障礙沒有道理的,我一個兒科醫生……”洪建國還沒說完,簽證官聽到“兒科醫生”幾個字,馬上站起來給他道歉。 一個醫生從開始培養到能夠獨當一面,至少需要15年 2010年,北京市衛生局《關于加強綜合醫院兒科建設工作的通知》出臺,要求二級及以上醫院務必在2011年年底前全部恢復兒科門診和病房建設。然而,新 恢復的兒科門診由于常年缺少醫生,不僅門診量不大,有的還與其他科室捆綁在一起。曾有醫院找到兒研所,提出能不能帶一帶他們的醫生。 此外,北京市衛生局還計劃在城東打造一個能提供更多診療服務的兒研所附屬兒童醫院,那里將可以容納1000張床位。羅毅認為,從現在就要開始人才儲備的工作。 “一個醫學院畢業生成長為能夠獨當一面的兒科醫生,至少需要10年。目前全國性的兒科醫生的短缺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不太可能很快就得到解決。”他說。 如何在現有條件下解決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巨大落差,羅毅認為,可以采取由兒童醫院與婦幼保健院和社區醫療中心合作的方式分流患者,讓那些患常見病的孩子,不用再跑到大型兒童醫院就診。如果遇到社區醫院無法診治的復雜疑難病癥,也可以由社區醫生為患者進行轉診預約。 上海交通大學準備在今年重新招收兒科專業的本科醫學生,計劃招生30個左右,培養真正喜歡兒科的醫師。在洪建國的設想中,這將是一個解決兒科醫生斷層的機 會,因為“兒童不是成人的縮影,一定要有專科的兒科醫生,才能更好地為兒童服務”。可他又擔心,如果開放了這么多名額,報名的人還是沒有,又該怎么辦? 盡管如此,從醫36年的他始終沒有后悔當年選擇了兒科系。 “我就是喜歡孩子,不覺得煩,孩子的哭聲就像交響樂。”洪建國說。1950年代,只有5歲的他得了嚴重的腦膜炎,抽筋得厲害。他至今還記得當時給他看病的那位醫生,“人很好,一點兒也不可怕”,出院時他們還一起照了張相。 那時,高等醫學院里的兒科系剛在新中國建立,那位兒科醫生在小男孩心中留下了對這份職業最初的想象。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