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 2009-02-02 | 小 | 中 | 大 | 【關閉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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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改有很多不確定性我們怎么去把握？再加上09年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西方有一句話，“沒有不好的天氣，只有不合適的衣服”，只要自己把衣服穿好了，把應對的政策做好了，你就能獲得健康的發展。 王波：我先講兩個觀點，第一個觀點從未來醫藥產業的發展看，還會保持在20%以上的速度。我在2006年研究的時候，當時是中國醫藥產業冰點最慘的一年，當時我就在預測到2010年中國醫藥產值仍舊會突破一萬億，而今天看來我們08年現在雖然沒有最后的決算，但是現在的估算8300億25%的增長速度，我說的一萬億有可能在09年實現這個指標。 第二個觀點，過去CPI、PPI加上金融危機對于這個行業的影響是巨大的，很多原輔料制造成本、醫藥企業的研發成本在剛性增長，同時我們又遇到了招投標的問題，國家的24次降價以至于未來國家基本藥物政策執行以后是不是有更加嚴格的藥品價格管制，這個就形成了一個剪刀差，4682家制藥企業，如果這個巨大的剪刀差下有1/3或者1/2的企業處于生存危險的時候，我很擔心我們這個行業還會出現藥品質量安全問題。我看到有的市場上一瓶大輸液比礦泉水的價格還低，我們現在要保住大輸液的產業安全就很難做到。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我們還有一個巨大的隱患，就是藥品的有效問題和藥品的安全問題。我自己預測09年也將是考驗中國政府對藥品監管的一個年度，也是考驗我們企業生存的年度，也是考驗我們企業安全和國家安全的年度。 駱燮龍：五位嘉賓對今天的話題做了簡單的闡述，下面進入提問環節。這個問題是給宋主任的，國家藥物政策的核心內容是什么？醫藥企業如何把握？ 宋瑞霖：國家基本藥物政策是發達國家的重大的政策之一，綜合完整的國家藥物政策在中國還沒有形成，我們散見于各個單獨的政策當中。作為國家藥物政策對于中國而言，中國是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所以中國的國家藥物政策與國際上相同的一點就是要推行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我一再強調中國與發達國家不同的在于中國必須要研討13億人在吃藥背后所引發的政策環境問題，所以我們要研究基本藥物政策之外的相關政策，比如新藥創制政策、醫藥產業政策，特別是醫藥產業政策，一般來講產業政策都是代表一個福祉政策，但是如果沒有明晰的產業政策，我們國家的藥物政策很難實施，比如我們的基本藥物政策。剛才劉國恩教授和企業界代表都談到，基本藥物不可能弄專利藥也不可能用品牌藥，絕大部分是用的仿制藥，這不僅在中國，在歐洲也是一樣。作為一個仿制藥最大特征就是它的本土性，也就是本土生產。如果沒有一個良好的產業政策能夠促進這個產業向前發展，那么國家的基本藥物政策的實施就將會面臨巨大的挑戰。反過來一個國家如果這個產業界沒有創新能力，那么整個國家藥物的供給和供應健康就沒有一個物質的保障，讓我說對于中國而言國家藥物政策起碼包括三個大塊內容。一個是國家基本藥物政策，代表著一個國家所實施的醫藥衛生體制，因此成為醫改的重點問題。 第二，有沒有一個明晰的新藥創制的導向，使得你的產業和整個國家有一個政策的趨向和明確的方向。 第三，有沒有一個明晰的醫藥產業政策，對于自身的醫藥產業將擁有一個什么樣的態度或者說你將給你所有的從業人員指出一個什么樣的道路。這是一個整體的框架。 劉國恩：對于中國對于全人類來說，國家的藥物制度或者全人類的藥物政策就是兩點，第一個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擴大人們現在用藥的可及性，已經生產研發出來的藥品如何保障它的供應、流通和購買。未來怎么辦？一個國家藥物政策必須考慮未來源源不斷提供更好更有效的藥品供應，這個要求確保有一個創新，目前要有可及性，未來要可持續發展，這兩點必須是任何一個國家藥物政策的兩個支柱。我們在過去比較忽略第二點，以為一個國家的基本藥物制度就是這個國家的國家藥物指南，這是非常狹隘的，應該說是錯誤的觀點！ 于明德：聽過宋司長報告，記住一句精彩的話：制訂藥物政策必須緊扣國情，中國現在有一個重要的國情就是中國不缺藥，中國缺安全。希望制訂政策的時候多考慮安全因素。 代表提問：我們做新藥不能進入中國基本藥物目錄，不能是一刀切，要有百分比，沒有百分比很多企業沒有開發新藥的動力。只要成本低增加社會效益就應該考慮。 桑國衛（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我想討論這個問題要分清兩個事情，一個是基本藥物政策，我曾經是第一屆基本藥物政策的主任委員，最基本的安全、有效、經濟、可及，這個是基本原則，全世界都一樣，中西藥要并重。 現在我們講的創新專項同志們要理解，有的同志申報了，有的同志沒申報。其實包括很多包括品種、大品種、能力建設、平臺、企業孵化、關鍵技術也包括工業的關鍵技術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創新的。其中有很多目的，一個目的就是保證我們國家最需要的，怎么做到質量更高、更可控而價格更加便宜，所以我們提出一邊把大品種做大，一邊要做新的重磅炸彈的藥物，一邊要提高我們研究單位和工業企業單位的能力，一邊提高人才隊伍建設。我們講的專項是遠遠超過了做創新藥物，創新藥物本身里面我們也包括了已經在做三期臨床馬上就可以拿到的藥物，包括完成臨床前的所有研究可以馬上上的，包括做一系列的化學合成做高分量篩選的侯選藥物，我們國家需要有自己所謂的新藥創建的后備力量。比如發生大的災害大的疫情或者發生禽流感，拿什么藥？沒藥。包括將來可能發生的戰爭生物武器都要考慮，所以別把這兩個對立起來。 代表提問：從產業戰略提升企業戰略轉型里面的技改問題，阿莫西林這個品種是一線抗生素，現在國家在執行阿莫西林標準的時候，以聯邦制藥為例，個別的企業已經完全提高了內控標準，聯邦曾經做了一萬例免皮試實驗，我國在以后的產業政策升級換代當中是否考慮到類似的一些問題？ 王波：我最近有一個擔憂，而且也在有關部門呼吁，未來國家基本藥物政策肯定要全面推廣的，無論是三百種還是四百種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責任加大，無論是定點生產還是非定點生產，這個由政府來買單，從生產到供應到保障是政府的責任。現在中國的現狀是我們可以造出美國造不出的藥，但是我們不能保證4682家企業生產合格的藥品，這就是中國的現狀。回過頭來看看改革開放30年，我們從70億到8300億實際上用30年的速度走過了西方主流國家一百年或者兩百年的發展歷程，而過去這些發展中國家所存在的問題其實是一點點爆發一點點出現的。但是我們現在在這么一個很短的時間內集中爆發，所以說現在的藥品高危也好還會持續出現一些問題，不能否認這樣一個事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