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 2014-07-16 | 小 | 中 | 大 | 【關閉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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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藥來說，藥材的品質將直接決定成藥的質量，藥材的質量與價格實實在在地影響著下游工業，而前段時間業內傳出中藥材價格一路向下的消息，對上游種植業而言又是一場冷雨。本報記者近日走訪云南迪慶一些種植基地發現，與工業化、規范化生產相比，中藥材種植這個“第一車間”的運轉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成為高速發展中藥產業的那條“短腿”。 藥農熱血，市場冷面 7月正值云南雨季，山路泥濘。藥農李鐵梅很想帶記者去參觀她的當歸等藥材基地，但前一天大雨致使河水暴漲，路斷了，只好改道去看別處的種植地。去年9月她回鄉創業，在迪慶維西傈僳族自治縣保和鎮蘭永村的扎木迪等村民小組租2000多畝土地用來種植藥材，“自家土地只有20多畝。”記者看到，中藥材秦艽的種植地里有水淹過的痕跡，可以預見會減產，但自然災害還不是藥農們面臨的最大風險。 李鐵梅算了一筆賬，租種土地的成本是每畝600~1000元，為此已支出163萬元，購買農家肥、落葉松針每車700元，共計支出146萬元。作為勞動密集型行業，人工成本是藥材種植的另一個“吃錢重頭”，去年9月至今，雇工工資已花去近300萬元。“之前農技人員說秦艽生長周期總共只需要除8次草，現在都已經是第6次了。”李鐵梅指著雜草叢生的秦艽苗田感嘆，除草全靠人工，80元/人/天，忙季最高漲到150元。而按照現在木香的價格，400畝的木香肯定要賠錢了。不過，由于已與藥商簽定1300多萬元的訂單，未來還是有前景。 除了公司，這位藥農還牽頭了一個中藥材種植采收的合作社。據記者了解，合作社是一種更松散的模式，廣泛存在于維西縣以及全國各藥材產區。“基本上每個村鎮都有一兩個類似的種植大戶，有的注冊公司，有的是農民組成的合作社。”維西縣農科局主任科員陶興告訴記者，公司比較緊密，合作社更松散，總體來說模式都比較粗放，抗風險能力差。云南省藥材公司技術人員李進瞳則表示，去年其下鄉做調查時，親眼看到一家租地種植中藥材的公司賠得很慘。 “藥農與市場之間信息不對稱是個很大的問題。”昆明理工大學生藥所教授崔秀明說。崔教授外號“崔三七”，主攻研究三七，兩年以前崔秀明就已發出三七種植量過多供過于求的市場風險預警，彼時三七價格還在高位運行。今年春節后，三七價格已迅速下滑了三成。 近期調研后崔秀明分析得出，目前國內三七的種植面積已超50萬畝，采挖量將達到2萬噸以上，而食用加藥用的總市場需求不超過1萬噸。“今年三七上新后，價格還會進一步下跌。” 產業化難，管理粗放 “維西縣塔城鎮巴珠村藥農何志榮也牽頭了類似的合作社，主要種植滇重樓。他高興地告訴記者，目前這種藥材的價格已漲到600元/公斤，“自家種植的品質更好，價格更貴。” “這種藥材是典型的供不應求品種，目前國內需求量每年大約在1000噸左右，供給量只有300噸左右。”云南省農科院藥用植物研究所副所長劉大會表示，滇重樓從種植到采收周期較長，5年才能采收種子，根莖十年才能入藥。近年來由于該品種價格一路攀升，迫于成本壓力，部分企業含滇重樓成分的產品已停產。 事實上，早在數年前，國內相關企業已意識到藥材對下游產業的影響。并通過自建GAP基地、訂單式合同種植等多種方式參與種植到生產的環節，但至今只有為數不多的中藥生產企業實現了核心產品的核心藥材自給。 “我們去年請來云藥、滇虹等藥企，但最終一個訂單也沒達成。”維西縣副縣長施春德說。 作為全國知名的中藥材縣，維西縣地處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并流腹地，2013年全縣中藥材種植面積達5.35萬畝，總產量9247噸，中藥材產值10，227萬元，占全縣農業產值的26.8%。這些藥材一部分作為農產品在農貿市場出售，還有大部分被來往的藥商藥販收購，再進入更高一級的流通市場。當地既沒有中藥材炮制加工，也少有與生產企業直接建立合同訂單。 究其原因，一是當地藥材種植產業化程度過低。其總產量及品種數量都很可觀，但受地理條件限制，藥材種植無法大面積連片，單品種產量甚至無法滿足單家大型企業的需求。二是種植管理過于粗放。“可以說，當地的中藥材種植還處在非常初級的階段，更別說科學規范化種植了。”同行專家指出，過于粗放的管理帶來的另一個問題是藥材種子種源退化。“種源退化的問題在國內具有普遍性。”專家表示，這個問題不能依靠農民解決，更需要加強基礎研究。 一個利好消息是：目前由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組織開展的第四次中藥資源普查試點工作中有一項是“構建國家級中藥資源科研平臺”。該平臺以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資源中心為依托，通過與各省科研單位、大專院校以及中藥資源動態監測和信息服務站建站單位的聯動，對口合作加強科研成果向中藥材生產一線轉化應用。“政府搭臺、學術推進，進而引導企業對接。”中國中醫科學院副院長黃璐琦建議。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