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布日期： 2009-07-06 | 小 | 中 | 大 | 【關閉窗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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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當然希望中央政府能夠關注到廣東醫療體制改革，給一點資金做試點改革，但中央財政在這塊的投入優先考慮的是西部地區、貧困地區。但王軍也說過，對東部地區也有一些補償，這可能就是針對重點學科或國家級重點醫院的科研、人才培訓等方面而言的。 對于經濟發達的地區，新醫改方案只是提出一個方向性要求，還是要靠地方財政投入。我們怎么做？很簡單，我們只要讓當地群眾滿意就OK了！ 公立醫院改革一定是最難的 《新民周刊》：我們的總理溫家寶說過，“醫改最艱難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公立醫院改革”。對于最為棘手的公立醫院改革，你如何看待？ 廖新波：公立醫院改革一定是最難的，因為它關系到人，人的思維、世界觀，這跟生產流水線不一樣。看病能夠不用人嗎？疾病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變幻莫測；醫學本身就與其他科學不一樣，非常之嚴謹。再者，醫院能夠提供什么的服務給群眾？一個服務里包含多少子服務，才能滿足群眾需要？而這些服務，政府是否給得起？ 我們一些專家還是需要跟大家宣傳一下什么叫公共產品。公共產品還可以細分，一類是純公共產品，就是政府全額提供的、不需要病人掏錢的、社會各成員都免費享有的、可以產生正效益的公共產品，這種公共產品沒有競爭、沒有排他性；一類是半公共產品，就是政府出一點錢、個人掏一點錢來購買的一種服務，而醫療多數屬于這種服務，這種服務根據實際情況不同而變化。 本來醫療產品就是一個純粹的私人產品，但當一些疾病影響整個社會時，政府就要干預了，這些疾病的治療目前我們就列為純公共產品，病人不用掏錢，全部免費治療。比如，天花、麻疹會傳染，產生負面、外部效應，政府就必須去干預，SARS、艾滋病也是。假如政府不給錢、不宣傳防治艾滋病，一些艾滋病患者又是吸毒者，他們本來就沒有錢，一旦傳播社會，就會造成很大的危害。 《新民周刊》：就目前的新醫改而言，你認為我們的醫院能發揮多大的主觀能動性？ 廖新波：醫院的主觀能動性能如何發揮，關鍵是政府怎么補償、政府給的政策是怎樣的。 如果政府補償不足、卻依然要靠醫院的自我運作來維持醫院的生存和發展的話，醫院的趨利行為不能改變，不能緩解。現在公立醫院的院長們向我說，他們希望新醫改要注重他們的積極性。 《新民周刊》：這次新方案也提出，“落實公立醫院獨立法人地位”，對此，你怎么理解？我們知道，目前醫院院長都是由衛生管理部門任命，今后會有變化嗎？有沒有可能，以后由醫院理事會制度來任命院長？ 廖新波：難以實施。因為黨管干部這是大方針，好比醫院的院長、副院長是由組織部來管的。如果由醫院理事會決定醫院院長人選以及醫院的發展方針、計劃，實行“管辦分開”，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是真正的行業內管理的做法，但實際上，院長任命，不報告衛生廳、組織部行嗎？衛生部就認為，這里有很現實的問題，衛生部不管醫療、不管醫院，那么誰來管？如果公立醫院實行法人治理，市場的成分很多，這就是公司化管理，那有什么理由是政府出錢，而政府卻不管公立醫院，讓你自己來說話？還有，如果采用年薪制，那么誰給這個年薪？是通過市場，還是通過政府撥款來調節？沒人說得清楚。 所以，我覺得，雖然表面上提倡公益性，是強調政府主導，但事實上，市場調節占的分量很重，你認真去讀新方案，就會越來越感覺得到。目前還沒有見到有實際性的措施去行使政府的職責，如果政府在投入問題上不明確，可能會重走老路。 《新民周刊》：到目前為止，你認為公立醫院應該用市場的腿走路，抑或怎樣？ 廖新波：我個人認為什么體制都可以，關鍵是政府是買服務還是提供服務的問題。中間道路也有，但如果我們走中間道路，付出的成本也許會很高。 讓醫生具備獨立空間 《新民周刊》：比如，現在看個感冒往往就要花幾百元，老百姓集中聚焦的“看病貴”問題，你怎么看？如何能夠做到讓醫生不管藥價？ 廖新波：為什么看個感冒這么貴？那可能要問政府了吧，政府的基本醫療保障能保什么？醫生的趨利行為又到一個什么程度？ 看感冒，要看病人有沒有并發癥，再看病人的需求。如果叫我看感冒，我看你只有頭痛、沒有并發癥的話，你吃片阿司匹林、喝水、睡覺，就OK了，這就是我的一個行醫觀。如果說醫生所在的科室要求創收，醫生這時必須要為科室著想，而不是為他個人著想了，他會讓病人開點藥或做個檢查，這就是趨利行為。 趨利決定醫生的行為，利益決定醫院的行為。假如醫院不需要顧及醫院發展資金，也不需要有醫院的一些規章規定醫生應該完成多少任務，醫生業績的衡量也不跟醫生的“開單”聯系在一起，那么醫生就會以看好病為原則了。 我們要讓醫生具備獨立的空間，首先就要切斷利益鏈，這包括“開單”、提成的利益鏈以及醫藥的利益鏈。當然這個鏈怎么去切，確實很考究。 國外也有“開單”、提成的問題，比如，德國就是通過兩方面去做：一是內部監督，業內評估；二是增加自費的額度，因為在德國過去看病是全免的，現在看病也得付10歐元，此外還有一個最高限額，通過不只針對醫生、也針對病人的多方限制去操作，而非單方限制去操作，諸如，我們怎么制止病人無理要求開藥的情況？我們現在同樣也存在這個問題，當然醫生樂意也愿意以病人為中心、滿足病人的要求，本來醫生開10元的藥就夠了，但病人要求幫他開滿100元的藥，哪怕維生素也要給他開，這是不是推動了藥費的上漲呢？ 如果我們有制度來限制，比如，一是醫保監督，二是我們業內的監督，通過抽取樣本來抽查、處罰，可能這就會有制止這種行為的作用了，一旦發現這些情況，就會有不良記錄。 《新民周刊》：你在“中大—牛津高級公務員公共管理高級研修班”時所做的論文《政府在醫療體制改革中的責任及職能定位》提及，在美國，醫療費用大概占GDP的16%至17%，其中花費最大的是醫生的工資。在你眼中，目前的新醫改中，醫生的位置和聲音得到了體現嗎？ | ||
